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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振钟: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先行者

2012-6-1| 发布者: 泰州网| 查看: 7418

摘要:     费振钟 著名文学评论家、散文家。1958年1月出生于兴化顾庄。1986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历任乡村民办教师、高邮师范学校语文教师、 《雨花》杂志社理论编辑、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。现为江苏省作 ...

 
  费振钟 著名文学评论家、散文家。1958年1月出生于兴化顾庄。1986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历任乡村民办教师、高邮师范学校语文教师、 《雨花》杂志社理论编辑、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。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
筚路蓝缕
    费振钟1983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,发表理论作品二百余万字。上世纪90年代后转入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研究,兼写作随笔散文,作品被选入多种选本。主要著述有:专著《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》,散文随笔集《堕落时代》、《悬壶外谈》、《黑白江南》、《古典的阳光》及《为什么需要狐狸》等。曾获得江苏文学研究奖、江苏省社会科学奖,以及第一、二届紫金山文学奖等。
    近年来,费振钟对不同阶段的历史、人物与思潮进行了深入考察与体悟,以民间的历史观念,大胆挑战传统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,既忠于历史精神,又注重主体人格的张扬,以多个系列、极富创见的思想文化随笔,走出了一种新历史主义叙事的散文新范式。
    “我小时候是靠河流来辨识方向的,现在不同,高速公路让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。高速公路给了我全新的感受,兴化很多新的东西都需要我重新体验。”谈到儿时记忆中的兴化跟今天兴化的不同之处,最近回到故乡的费振钟如是说。
    记:你老家是里下河地区有名的水乡,当时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?
    费:我在19岁之前,一直生活在兴化农村。这里的闭塞在整个七十年代都没有改变。所以我长到19岁,还没有见过汽车,绝不是20世纪的传奇,而是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常态。想走出去的愿望,是由1977年的高考刺激产生的。那时候我在我们村庄小学里做一个民办教师,已经安之若素,每个月可以拿到补助工资18元,你能想像得到那是很有满足感的。如果不是时世变动、高考制度恢复,我会将民办教师进行到底。但1977年毕竟意外来临,毕竟让我有了新的希望。我在《1977年顾庄的高考》中曾写到,当小火轮载着我们这批高考中的幸运者向县城驶去时,我们的野心随着汽笛声膨胀起来。我也是这批幸运者中间的一个。
    关于小火轮,我还要多说几句。这个联结各个主要城镇与村庄关系的交通工具,实在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见证。我在前往某个镇子去看望我父亲时,多次见到一对唱道情的夫妇。他们随船而行,游动在我们那块巴掌大的地方,所唱除了民间曲调外,也有政治时尚故事。那时候,这种道情能够在小火轮上演,其实不很容易。总因凭着乘船农民对这种民间艺术的喜爱与同情,使他们能够挣一点谋生的小钱。现在小火轮没有了,道情也就失去了它最后的空间,我们只能在郑板桥那里重温往日生活。
    记:道情是富有兴化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,这种民风的熏陶,对你的学习和工作应该说有着积极的影响吧?
    费:说到学习,那当然不只限于读书和学历。我对于学校的认识,只限于有几位好老师。受制于条件,从事学术研究,我却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。但它成了我个人努力的一种理由。直至今天,我把我的历史写作,都作为是自我阅读和学习的结果。比如 《堕落时代》一书,甚至专治明史者也认为对于史实的梳理与叙事,显得训练有素。
    至于工作,实际非常简单。自从1974年做了乡村民办教师后,经过数年师范教育后,继续做教师到1986年,这之后,就以文学为业了。对于把文学当做饭碗,虽说并不高尚,却也满足了内心的梦想与虚荣。直到我在写另一部异类作品 《悬壶外谈》时,才知道做一个空头文学家,恰如鲁迅所告诫的那样,是没有多大意思的。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说,如果有可能,我愿意坐在自家院子里,做个诊病的医生。我曾经读过一些医书,但我做医生的父亲不知为什么执意不让我做医生。1996年后,我开始做文化和思想史研究,我认为让自己到历史现场,以此来弥补丢失的现实感。
    记:你是由文学评论成名于文学界的,此前有没有其它的文学尝试?你的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在国内享有盛誉,当时是如何起步的?有哪些代表作品?
    费:20世纪80年代初,文学评论的大氛围,使我有了一次选择评论写作的机会,这对我来说,显得相当轻松。几乎一蹴而就,很快就以青年评论家的身份,进入当时新锐评论的行列。记得 《文艺报》曾做过专门介绍。我与我的合作者王干也算是一时声名鹊起。但其实我在文学评论之前,却也如一般文学青年一样,热衷于诗歌和小说,虽然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来。
    说到具体的文学评论起步,这还与一个人相关。他就是叶橹先生。叶橹先生在五十年代大学期间就在 《人民文学》发表过 《论抒情诗》这样的重要论文,其时刚从板车队获得平反。我在高邮师范学校语文组遇到安排来这里任教的叶橹先生,从此我们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关系。我的文学评论是在叶橹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起步的。甚至最初的论文,也经过叶橹先生亲手修改。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,他对文学作品那种良好的直觉把握,对我有更大启发。
    我的评论作品有两百万字,如果要说代表作品,大概就是 《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》了。这部研究性的专著写作,花费了我1993年整整一年时间。
    记: 《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》是你的第一部专著吗?这部专著的选题是怎样产生的?这部专著的出版,对你之后的创作大都为系列或专题性的写作有影响吗?
    费: 《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》的确是我的第一部专著,从文学研究专业来讲,直到现在,也是我的唯一专著。20世纪90年代初,对我个人而言,是一个既失落又怀疑的时期。彷徨无聊中,我的评论家朋友季红真,从北京写信给我,问我能不能为一套中国区域文学文化研究丛书撰稿。她与我当时还没有见过面,但读过我写叶兆言有关秦淮河系列小说的评论,印象很深,所以邀请我参加这套丛书。我要写的主题是,20世纪江苏地区的文学与地域文化。我对写这部书,没有太大把握,作为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研究,属于新课题。然而凭借我的阅读经验,以及我对江南传统士文化的知识,尤其是我对江南的直觉感受,我还是接下了这项写作。尽管这本书成书后,还留有叙述视度和结构上的缺陷,但我在文化影响力上对江南传统士阶级价值观念、审美观念、生活观念如何决定了江苏文学的题材、语言、风格的分析,独有一种说服力。这部书到现在为止,仍然是大学中文系做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生的参考书。我本人对于学院式研究不太感兴趣,不过来自于学院的学术认同和评价,还是会让我高兴。诚如一些书评说,这本书是现代文学研究悄悄的收获,它的阅读和影响也在悄悄进行。为此,我还要感谢16年前季红真的推荐。
    记:20世纪90年代你转向了散文创作,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?作为评论家和作家,感觉有哪些不同?
    费:20世纪90年代我转向散文写作,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。我把我的 《为什么需要狐狸》这本散文集的序——《梦到狐狸也不惊》,放在这里,读者应当能够理解。
    这部散文集的写作,现在越来越让我意识,寻找和恢复丢失的感性有多重要。1990年后,对我来说,有一种缺憾,渐深渐浓,但我不知道这缺憾到底在什么地方,有一种东西,看着它离我远去,而我却无力抓住,无力追踪。也许,从一开始,当我用概念的方式写作时,我并没有想到它要以感性的萎缩和丢失为代价。那些曾经让我沉浸其中的理论思考,亦会带来某种满足,可它抵挡不住时时袭来的焦虑。你从你生活的世界里,把你自己拔出来了,你所有那些感性经验,因为缺少土壤和水分,死在你的身体里;而思维和思想离开感性,是那样危险地走向单一和绝对,这是你焦虑的真正原因。有时候,你自己目睹那些从手指上出现的文字,它们变得僵硬,面目可憎。这显然不是文字本身的问题,而是你所依赖的那些概念表达,越来越多地流失活力。对写作的怀疑,成为缠绕自身的困境,直至你开始放弃,开始在写作之外重新发现写作,那已是上世纪之末了。
    我读犹太学者以赛亚·伯林就在这一段日子。感性这个词,从他的书中以不同寻常的意义跳出来,深深触动了我。伯林借了古希腊的一句格言,在文学范畴内把人分成两种,一种是刺猬,一种是狐狸。刺猬相信绝对理念,狐狸则依从感性;刺猬自恃有一大知,而把世界解释为可以绝对把握的对象,狐狸则从感性中多知多觉,洞察生活的丰富多变。刺猬的信念把思想导向**,而狐狸用它眼睛引领着思想的自由。伯林的自由主义哲学深赖于感性的发现,他从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身上看到了刺猬与狐狸的矛盾,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,托尔斯泰写作的天才之处,正是他的狐狸性,由此,伯林把感性的自由主义特质,从一般性的语词阐释中突现出来,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。这对我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冲击,我很感谢伯林关键时刻给我的启发。我甚至想到,基于对伯林的理解,我可以创建感性自由主义这一语词,来表达我的心领神会以及欣悦之意。
    在此,我不但认识到了感性的现在状态,而且理解了感性的历史生成过程。感性在时间之中存在,并且在时间中生长,追寻失去的时间,在普鲁斯特那里,就是追寻那些时间之中的感性世界。你读普鲁斯特的小说,就知道早在写作 《驳圣伯夫》时,每天早晨谛听天鹅绒窗帘之外的阳光,他对于时间的幻想和认识,总是与他复活感性的努力联在一起。感性在时间远处,体现了它记忆的长度和历史厚度。一个能够回到感性的历史之中的人,才说得上感性的复活,才有真正的感性。我从伯林那里获得的欣悦之意,事实上经过回到感性历史之中的努力以后,一天比一天得到确认,这使我不只空喜欢一场,而是切实体察到感受在时间中复活的悸动。以前那些焦虑不安,在写作诸如《有一种生活是仪式》这样的短文过程中,亦可以发现它们化如一道安静的流水,宛转而去;而整理 《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》上半部,由细节所构成的叙事,它所依据的个人感性经验,剥离出一种历史,其中对于我们身体的修复,不用说正是对生命的安慰和对自由的憧憬。最新写作 《葬辞》,把感性世界里那些片断连缀在一起的意图,与其说出于对土地和亲人的忆念,不如说它表达了对生命和时间的想象,以及包含在这想象之中隐秘的伤痛和悲悯。最后,我把 《为什么需要狐狸》置于书末,既是前因,亦是后果。自由是风,从感性的原野上,轻轻升起,所过之处,思想也将重新长出绿色。
    少年时,有读 《聊斋志异》的经历。写得好的是狐狸的世界,那些凭感性化生女子的灵狐们,原与我们不同出没,让我们常常在荒茫之处,因偶然相遇而惊绝。现在却是,懂了无论那种生命,原都可以共生同在,一个空间时间里,相与往还,如此一想,已然梦到狐狸也不惊了。
    记:你的 《堕落时代》、 《悬壶外谈》以及即将出版的新作 《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》等专题性的写作,都有着自已的独特视角,知识性、趣味性都很强,但它们似乎都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散文写作,你怎样看待这种写作?我注意到 《堕落时代》1998年出版后,在大陆已出版了三个版本,还有一个台湾版,可见这部书影响很大, 《悬壶外谈》是关于中国医学的随笔集,而即将出版的新作 《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》,可以说较 《悬壶外谈》更有历史纵深感,你同意把它们看作 “文化大散文”吗?
    费: 《堕落时代》是我自 《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》后写作上有意转型之作。它虽然用散文随笔的方式写成,但从专题上说,属于知识分子和思想史研究,从写作方式说,则不是什么大散文。实际上一开始,我就明确一种新历史主义叙事。与 “文化大散文”那种借一点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,大加渲染,大加议论,大加抒情,完全不同。通过新历史主义叙事的认识,我确定了我的写作的历史性质。我把我1996年以后的写作称为历史写作的原因就在这里。 《堕落时代》即是我的发轫之作,也是我的代表性作品。有人将它放到大散文的名下,恐怕只是误读。
    至于从 《悬壶外谈》到 《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》,有表面上的题材相似性,但后一部书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一部书。那是一本文化随笔,而这一本是对中国医学的历史修辞研究,更能表现历史写作的性质。因为这本书将要面世,我可以向读者说明一下它的写作动机以及写作特点。
    本书校稿时,犹有想将书题定为 “人在疾病中如此之深”的冲动。这句话,来自瑞典当代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,原句是, “当一个人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,以致他的日子都变成某些闪忽的火花”。走,在这里深具一种语言和历史的叙事性。从诗人关于疾病的修辞里,我感到了一旦深入人的身体内部,所能产生的惊奇和怀疑,以及难以捕捉的破碎。疾病作为身体现象,如此引导我们的目光,走向我们身体的历史。由此激发我们重新寻找和发现那些潜伏已久的身体记忆,这也许正是写作面对人的生存的历史应尽的责任。这本书第二部分,就是通过疾病,描述关于身体在某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记忆,并从这种记忆中理解那些身体的困扰。那些死亡与求生,那些失败与拯救,那些挣扎与解脱,那些沉迷与拒绝,以及在这一切后面遗留下来的创伤,我要说,这些保存在曾经有过的文字和语境中的身体话语,在今天提供了被我们加以新的阐释和表现的机会。
    但,这仅仅是本书希望编排的医学史图景的一个小小部分。当我把对医学史的叙事与解释联系起来,而着眼于它的修辞时,无宁说我的文字更接近历史写作的性质。这就使单纯关于疾病的审美主题和文学表现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企图 (也许那将是另外一本书)。源于新修辞学的启发,同时也出于历史叙事的需要,在这里,疾病作为身体的道德缺失,只是关于医学与身体政治的历史一个陈述视度。为弥补和修复道德身体而进行的医学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,也要丰富有趣得多。我们在这种复杂和丰富性中,很难确定哪些是医学史的真实内容,在选取的关于医学史的单个叙述中,读者甚至可能会发现许多真实的欠缺,但我意只在提供合理的组织,以求 “将若干点勾连起来,形成融贯性、统一性的 (医学)历史图景”,而勾连这个图景的是我们业已经陌生的政治。
    我要强调的是,这不是一本医学专业书。作者对于医学知识以及现象的描述,只是为了聚集和重述有关医学在过去本身的一些经验。医学理论的创始者,医学人物,医案,医学事件,以及在医学中活动的非医学人员的故事,以其个人性和特在性,构成过去的医学的叙事实体,及其人类文化经验,由此扩大和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医学的认识。我没有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,但我为这种仿历史写作方式而深感愉快。
    记:有评论说你近年来的散文创作 “一直追寻着中国‘文人’的生存价值,以及当下的文学写作的意义”,现在你对此有怎样的见解?
    费:20世纪90年代,大家或多或少对于文学的前途都有惶惑感,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总是喜欢将个人建立在某种虚空的价值上,其中文学尤重,这不是一件好事,很容易失脚。怎样在现实环境中,把自己从自视甚高的困境中解脱出来?这是我们回到生活,回到日常,回到世俗的一个起点,一个理由。日常价值、世俗价值,既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之中,也在历史生活经验之中。一种文化追思,正是为了寻找与发现历史生活经验,及其伦理价值。我曾强调说,人文知识分子首先要学会什么是生活,懂得什么是生活。非如此,不足以言人文。
策 划 陈 社 成爱君栏 目 组 陈 社 朱行义
李明官 袁晓庆
本期撰稿 袁晓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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